大家好，钱穆的历史观和基本历史主张是什么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钱穆冷知识100条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钱穆的历史观和基本历史主张是什么和钱穆冷知识100条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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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钱穆及其史学贡献
一、著作方面
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些话，值得每一个知乎史学讨论者反复诵读。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对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个观点，不怕质疑，坚持真理的同时欢迎讨论的「雅量」，对史学研究毕生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老师为人处世、学术立足的根本。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此言得之。
感谢阅读。
如何评价钱穆的国学和治史水平
近代史学家当中，钱穆是不可不提的代表性人物。毫无疑问，钱穆担得起史学大师的称号。不过，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钱穆的名气大而推崇钱穆，很多人知道钱穆是历史学家，但是对于钱穆的具体史学贡献则不是很清楚。那么，钱穆的史学贡献包括哪些呢？
首先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贡献。钱穆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1922年左右到厦门任教于集美学校。1927年，钱穆回到江苏，在苏州中学任职，期间，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陆续出版，两书出版后，钱穆名声大噪，顾颉刚、胡适等人前往苏州去见钱穆。钱穆先生的这两部著作在近代学术界具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筚路蓝缕之功。钱穆先生的另一部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后来任教北大期间的力作。钱穆先生的学历并不显赫，并没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是能够在其教书期间写成学术界瞩目的史学著作，足见其史学之天赋与才华。
其次，钱穆先生的史学成就还体现在公众史学的普及上。从古至今，中国的读书人都已自己的学问不为人知而沾沾自喜，但是钱穆先生在从事复杂、刁钻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普及史学知识。比如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完成的《国史大纲》则是一部相对较通俗的读物，在当时甚至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能读懂。后来钱穆先生旅居香港期间所撰写的《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也是和《国史大纲》相类似的著作。
现在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能够达到钱穆先生高度的学者并不多。钱穆先生的史学贡献已经超出了学术界，在社会上和普罗大众之间也有较大影响力。以李敖自己的人品和道德水准来说，他关于钱穆先生的种种评论基本可以忽略。
钱穆的历史观和基本历史主张是什么
这个问题，事实上钱穆自己已经做过了非常完整的回答，那便是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写的最为著名的那段话：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对中国历史存有温情与敬意，警惕历史进化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由此钱穆治史“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于传统中国尤为推崇，不仅表现在古今之辨，也表现在中西对比中，有时不免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刻意美化之处。钱穆反对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史学主流考订派，而自己更多依托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间或杂糅经学的色彩，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他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史学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立场，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做了一些“无用之功”，特别是在现代史学科学严谨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诸多发现下，钱穆的很多结论都暴露出明显的错误。
徐复观评价过钱穆是“良知的迷惘”，认为“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键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徐还指出：“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学者何兆武年轻时上过钱穆的课，在他的《上学记》里有谈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汪荣祖则说过：“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胡适更是批判钱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就连他的学生余英时，虽然肯定其为开放型的现代学人，也不否认他择善固执。
所以钱穆固然在民国时已成名家，但被排除在其时的一流行列之外。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届院士中没有他，1949年“抢救大陆学人”的名单中也没有他。当然，这多少也与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观点不和有关。
钱穆“择善固执”的历史主张也催生了他的政治主张。在1945年的《政学私言》中，钱穆提出“中国之前途，将决于中国之文化”。这可以视为钱氏的“文化建国”方案，也决定了他在1949年时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大陆的选择。
在如今“国学热”的氛围下，钱穆被捧为“大师”，难免有些过誉了。但在对新文化也进行新的审视和反思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将钱穆完全否定掉。客观地看待其有价值的研究和思想，经由他的主张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才是发掘钱穆的正确路径。
世界知识最渊博的人是谁
陈寅恪
他不是博士，却被誉为三百年来最博学的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精通梵语，印度文，希伯来语等22种语言，书法的造诣更是高深，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跟被认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近三百年一人而已。”
“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
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男，1890年7月3日出生，1969年10月7日去世，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钱穆的历史观和基本历史主张是什么和钱穆冷知识100条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