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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和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原文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译文：皇帝说：改革制度实行新法，虽然很多士大夫不高兴，但对老百姓来说，哪有什么不便的？（文）彦博回答说：皇上您是和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
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政朝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避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李祥俊：宋朝的皇帝就是说，文官哪怕几十个，他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的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张希清：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也是对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陈长根：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这一些注疏，由于有一些文化伟人，他们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振兴儒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
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新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李祥俊：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于儒家的宗师孔子也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倾向有关。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正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徐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
李祥俊：明体达用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李祥俊：胡瑗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那个主管的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应用到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它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李祥俊：这里面即有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王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李祥俊：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有劝他读《中庸》，好像说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士大夫政治的正式形成是在宋朝，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武帝时期。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加速了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御武的国家政策的推行，取士名额大量增加，更加公平合理，大量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便被终结了。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宋朝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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