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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结婚礼仪知识
南宋的礼仪知识
以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为起婚年龄。这当然为法定婚龄而已。王肃据《孔子家语》、《服经》等，以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司马光也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焉。”这个婚龄，宋人认为可以，不能早。宋人袁采曾批评幼小而议婚的现象。他说：“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之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论（判定）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者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狠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而兴，可不戒哉！”
为什么南渡是南宋知识分子的痛
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北宋知识分子纷纷背井离乡，祖宗庙宇全部都在北方无法回去祭祖，直到宋高宗赵构继位建立南宋，但是两个皇帝都被金人俘虏去北方，百姓世家大族们流离失所被成为奴隶大有人在。知识分子大多都在北方拥有大量土地和家业。
南宋的君臣关系
在宋代，由于贵族阶层消失，人才来源下降于平民阶层，造成了有宋一代的士大夫，很多都是平民出身，比较著名的象茫仲奄，欧阳脩。这一批平民士大夫，成为了民间与君权抗衡的新力量，但知识份子有着以天下为已任的抱复理想，监督着君王的行为与决策，因而使得孟子的君臣观成为了知识分子讨论与应用的对象，希望在君权与相权明显消长的情况下，能为人臣的知识分子找到方向和发展的空间。
孟子的君臣观念中，君臣各尽其责，以尧舜的关系做为标准，君王尽君道，即行王道治天下以惠其民，臣子尽臣道，即侍奉君主，引其至道，端正其心。
南宋时代的科举题目
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与会试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二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与会试也是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做“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的当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于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必定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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