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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廷食谱
自古以来，帝王的饮食，全都由一些精于烹调的人掌管。光禄寺的职掌主要包括祭享、宴劳、洒醴、膳差之事。光禄寺所属有大官、珍馐、良酿掌醢四署。大官供祭品、宫膳、节令筵席、蕃使宴犒之事；珍馐供宫膳、肴核之事；良酿供酒醴之事；掌醢供饧油、醯酱、盐之事。光禄寺掌管御膳所用牲果、菜物，均取自上林苑。若上林苑不够或无，则在民间市场上购买。明初洪武年间，光禄寺卿是徐兴祖，明太祖朱元璋给他的任命诰文中，就称其“世业烹芸，其于五味之施，皆无过不及，可谓能矣，善矣”。可见，明代掌管皇家饮食之事的光禄寺官员的选择，有时就是一些精通烹调之人。
京津地区饮食文化特点
京津饮食文化区，是以今北京、天津两大中心城市为重心，包括其日常生活赖以依存并同时受其经济、文化直接辐射影响的周围地区。
随着历代封建皇朝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不断东移，自元至清，北京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女真人、蒙古人、汉人、满人先后在北京建都。7世纪后，许多回族人也迁徒于此，便形成了多民族取聚集北京，五方杂处的历史状况。天下脚子、帝国京师的至高至重地位，使其成了全国最庞大、最集中的消费地点。金、元统治者均为塞外游牧民族，饮食上习惯食用羊肉奶酪。明永年皇帝迁都北京大批官员北上，带来了南方风味的菜品及饮食习惯。清代，东北、山东、江南等地食品纷纷汇集京都。
天津作为交通东、南、北三面的运河重要枢纽、海运门户，在经济、交通、政治和文化上与北京的联结至为紧密。明朝灭亡后，一些御厨流入津门，宫廷饮食也开始在天津流布。至清朝康熙初年，漕运税收衙门“钞关”、“长芦巡盐御史衙门”等由京移津，官府增多，商业进一步发达，饮食业也出现了最早的饭庄，经营的菜品以当地民间风味为基础，吸收了元、明特别是清朝宫廷菜的精华。清中叶以后，由于海运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旺，尤其是近代开埠、租界兴起、铁路架通、商贾汇聚、政客云集，天津成为与北京比肩的商业都会、金融重地、人烟大埠，甚至俨然成为政治上的犄角之势。
自明代以来，除京津地区的糖食、瓜果、蔬菜、畜禽肉类、河海产品、五味调味等大宗地产以供各层消费者基本食用外，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全国各地的食物、食品极大地丰富了京津地区民众的饮食生活。各地美食汇集京城，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京津饮食文化区的形成，主要在明中叶至清末的数百年间。朝廷天子、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拥金寓公、悠游士流、乐医百工、三教九流、乡鄙农民、贩夫乞儿等构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饮食文化，是最集中、最典型反映中国封建社会饮食文化结构的一个区域
食色绅言原文
予尝谓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久长之理，是可以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可以养神也；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可以养气也。
薛文清曰：“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德，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惟心清欲寡，则气乎体胖，乐不知矣。”《饮食绅言》
若人恬淡，则神定魂清，意安魄宁，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则神疲魂浊，意乱魄散，精遂溃耗。……若欲身安寿永，唯当绝欲宝精。神之寿命主乎精气，犹灯之有油，如鱼之有水，油枯灯灭，水涸鱼亡，奈何愚人以苦为乐，见色弃生，岂知精竭命亦随逝。
善摄生者，先除欲念。
作者龙遵叙，明代养生家。他认为养生须着重注意食色两个方面，云“食色根于所性，淫杀谓之恶业，二者事本粗鄙，而关涉甚大”，故以《饮食绅言》、《男女绅言》而成此书。总的思想仍以清心寡欲，节制房事，饮食清淡为主。
分餐制是明代前盛行吗
在宋代之前，中国施行的是分餐制，就是大家一人一份饭菜，各自吃各自的，不能拿筷子夹别人碗中的饭菜，而拿手抓别桌子上的食物更是失礼。
分餐一直持续到唐朝，到北宋时期分餐制就开始走向没落，大家开始流行聚在一起，使用共同的餐具进餐。
其实中国人也并不是突然放弃分餐制的，任何一种文化的转变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唐朝末年开始，合餐就开始慢慢流行了。对于这种文化的转变，现在普遍是认为是市井文化兴趣造成的。
唐朝之后，士大夫文化日渐湮没，市井文化越来越昌盛，北宋时期的中国人更加追求人文主义，重商和娱乐的风潮弥漫着整个宋朝社会。从宋朝起，底层文化开始影响上层文化，而更加热闹，更加适应底层社会，更加便利的合餐就因此代替了分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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