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空军，有空中优势，为什么仍然打败仗这个问题，三大战役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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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中间战役指的是
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场战略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
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
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重要发展。三大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
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
陈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空军，有空中优势，为什么仍然打败仗
关于解放战争的胜败，看中共对国民党军队改造就能看出国民党必败无疑
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士兵的改造，侧重于人权的启蒙、人格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着力点在于感性的顿悟。与改造士兵相比，对起义军官的改造，则更多着力于理性的觉悟。在所有的政治课中，社会发展史教育课对他们启发最大。
杨协中起义时是国民党第六十军炮兵团少校营长，家居昆明，已经离休75岁那年，老人诚挚、坦荡依旧当年:“有些人在国民党那边反动得很过来，马上就进步了。我不，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刚起义时，我的思想很反动。我是被改造过来的，是学了社会发展史才转变的。”
随即又坦言道:“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撤出长春，刚进入解放区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像就觉得很不顺眼一这就是共产党的领袖?土里土气的，还想统治全中国?”当年杨协中心中崇拜的领袖是蒋中正:身着笔挺的呢质特级上将大礼服，腰挎珠宝镶柄的礼刀，胸佩赫赫勋章和金质宽辫饰绪，双肩金星闪耀，仪态肃穆威武，目光炯炯锐利。再看看毛泽东:穿的是粗布衣服，胸前、肩上空荡荡的，没有一点闪亮的饰物，哪像建功立业的统帅?头上戴的帽子也是皱皱巴巴的。尤其是帽檐，看着最不顺眼，又短又软又无光泽，扣在脑袋上，毛泽东就像个穷当兵的。
还有，仰着个头，笑嘻嘻的脸，全然没有鹰扬虎视八面威风的领袖风采。风纪扣也没扣。从容貌到仪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那位朱德总司令也是个样子，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折不扣的土士包子!土包子农民还想坐天下?还能统治中国?根植于杨协中心底的国民党“正统”思想，最初是在鬼子铁蹄搅起的狼烟中熏陶出来的。1936年10月，15岁的杨协中正在云南大理中学读书，适逢上下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支援国家购买飞机，为蒋介石五十大寿献礼。
为答谢会国人民在“献机祝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了生日感言《报国与思亲》。当北方流亡来的老师哽咽着声音为学生们朗读《报国与思亲》时，一个高高大大的民族英雄形象在杨协中的心头矗立起来1939年杨协中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昆明第五分校。从此，“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主张在杨协中思想深处生了根。
直到起义，杨协中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内部盘散沙。蒋委员长领导“匪戡乱，实现统一”那是强国富民的正道。所以，当杨协中进入解放区看到一幅“欢迎六十军弟兄参加革命”的标语时，很有点火冒三丈:我们打鬼子不算革命吗?国民党喊革命，共产党也喊革命，究竟什么是革命?从今往后，我是什么命都不革了，我当我的老百姓去!想解甲归田的杨协中没能回家，他被告之要进东北军大学习。
杨协中漫不经心地想，无非是洗脑、毕业、失业一类的流水程序，去就去。此时的杨协中，百无聊赖，万念俱灰，无所皈依的心，冷得像数九天里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进东北军大之后，杨协中冰冷的心逐渐回暖了。暖流源于共产党人与起义学员平等的人格交流。杨协中回忆说，入校第一天自己就被感动了。从齐齐哈尔火车站下车，已是深夜1点，到营房还有一里来路，大家背着行装，踩着半尺积雪，“咔嚓咔嚓”地埋头走着路猜度冰天雪地“劳改营”的滋味，情绪低极了。
进营房，却意外看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在等候从敌对营垒走来的新学员。食堂做好了热饭热菜，宿舍烧好了热炕火墙，直到大家入睡，领导们才离去休息关心部属生活本是共产党各级领导天经地义的寻常职责，但杨协中却从中看到了两种军队人际关系的巨大反差，这在讲究阶级身份、强调阶级服从、严格阶级秩序的国民党军队，是无法想象的。杨协中被编入第五团一营一连，即“将校官连”。不久，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杨协中引起了指导员陈田夫的注意。一天，陈田夫找杨协中谈话:“你是党员吗?”是。”杨协中以平静的表情坦然回答。什么时候入的党?“民国二十八年（1940年）。”其实杨协中心里并不平静，他时刻准备接受审査。陈田夫很有些吃惊，继续追问:“你的介绍人是谁?“没有介绍人，一千多人集体入党。“集体入党?在什么地方?”陈田夫诧异了。“中央军校第五分校。”陈田夫笑了，他发现了彼此的误会。原来，一天前，士兵学员连通报过来一个情况:有几名士兵学员已经知道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一问都说是营长杨协中讲的。这事引起了学校干部的猜测，于是有人以为杨协中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干部。谁知一问才发现，杨协中竟然是一位尚未开窍的国民党党员。杨协中告诉陈田夫，起义第二天，部队撤出长春城途中在卡伦吃饭，他见到了杨滨，杨滨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出于好奇，杨协中阅读了其中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摘要地在全营集合时念了一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共“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之规定，在土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杨协中关注共产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的家庭也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杨协中的做法完全符合情感与注意的自然流动方向。陈田夫知道，国共两党多年交恶，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对其校长蒋介石的崇拜，非三言两语的灌输教育所能清除。杨协中虽然起义了，但彼此的心依然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要与杨协中沟通，就必须选择一个能引起杨协中同感与共鸣的认知层面，作为彼此感情与思想交流的平台。陈田夫的思想工作是从解剖自己开始的。他告诉杨协中，西安事变时，自己也在中学读书，听说蒋委员长被扣，曾痛哭了一场。那时，蒋介石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参加八路军后才知道，在中国，蒋介石维护的是一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旧制度，它必将被一种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听了陈田夫的自述，杨协中吃惊不小:怎么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也同情过蒋介石?还敢对我讲?
惊异后是感动:人家信得过我杨某人，才把心里话掏出来!将心比心，杨协中下意识地解除了设置已久的心理防线，并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诉了陈田夫杨协中父亲是位贫苦农民，因为穷娶不起媳妇，便做了一户有钱人家的上门女婿。按当地习俗，入赘是给丈人家当儿子，等于断自家一支香火，出门在外抬不起头，居家过日子也一样的命。父亲入赘后，每日披星戴月为亲戚家种田，生活却与亲戚家人截然两样，吃的是一日两餐，穿的是四季两单，比长工好不到哪里。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杨协中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就进了豆腐房，端起一盆豆渣去马厩喂马。不知为啥，那天有匹儿马(没骗的公马)特别焦躁，杨协中刚把豆渣盆端上马槽，还没来得及拌草料，它就伸过头来抢食，杨协中端起盆子往后一闪，儿马抢食不成，上来就是一口，咬在杨协中的手臂上“咣当”一声，豆渣盆被打翻，豆渣撒了一地。见杨协中血淋淋的手臂，亲戚夫妇当时都没有说啥。然而，晚上父亲收工后，杨协中却从门缝窥见一幕揪心至极的景象，父亲跪在亲成夫妇面前，低三下四地乞求:“豆渣，我当牛做马赔你们。求求你们一定供孩子把书读下去。”一吐为快的杨协中正要把自己的身世讲下去，不料，陈田夫的一句插话将他的思绪完全打断:“杨协中同志，你的父亲，就是你亲戚家变相的奴隶啊!”
尽管陈田夫的插话语气平缓，却像一声炸雷，震撼了杨协中麻木的心灵。在国民党军队，受尊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穷人没地位。杨协中从来不敢也不愿向别人提及自己寒酸的家世、贫苦的家境和屈辱的家史，怕人笑话，怕人瞧不起。可此刻，指导员不但没耻笑自己，反而给予同情。这同情不是廉价的怜悯，是不带铜臭、没有功利色彩的人格尊重。
杨协中用自己的良心，在道义的天平上，掂出其价值分量。特别是杨协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干部称自己为“同志时，不能不更为之一惊:我已经告诉指导员，我什么命都不革了，只想回家。他不但不斥责我顽梗不化，反而给予信任，称为“同志”，这又是为什么?杨协中一夜没睡。翻来覆去辗转难眠的杨协中虽然对共产党尚有太多的不了解，但他的心已经被共产党干部平等的人格交流感化了。第二天，杨协中振作了精神，他决心遨游共产党的理论海洋，去求解心中的诸多疑问。东北军大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是在摸准了起义学员的思想脉搏后，对症下的药。当第五团政委曹孟朴上课讲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时个个都听果了。认同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学员们就不能不去思索:苦难的祖国，前途在哪里?迷茫的自我，出路又在何方?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杨协中摸着手臂上的伤疤，想着父亲屈辱的泪花，认同了共产党的无私追求。他认同的不是一己私利，是中国数万万穷苦百姓生存的权利、人身和人格保障的权利，这在道义上，有着无可抗拒的精神感召力。
杨协中还记得，学到这一阶段时，仍有人不服，但不服的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理想，而是实现理想的道路:共产党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这也是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国民党之所以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因为外辱内患，战乱纷纷。这种曾经在起义军官中一统天下的政治观点，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后，被一批又一批战场起义者逐出了思想阵地:国民党“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在其统治区有过实际履行吗?没有!连“二五减租”都没有兑现。广大农民得到的，是封建地主年复一年的沉重盘剥是贪官污吏日甚一日的欺凌压榨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实现了吗?没有!抗战胜利后，那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借接收日伪财产之机，大肆贪污、侵占，发“劫收”财，由此膨胀的官僚买办资本有几个受到了“节制”？国民党关于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兑现给谁了？远的不说，就讲国民党军队，士兵的人格什么时候受到过尊重?士兵的权利什么时候有过保障?空谈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必然要失去民众，而没有民众基础的政权，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只能仰洋人之鼻息。于是，九一八事变后，有了拱手相让东北权益的不抵抗主义；七七事变后，有了战争初期丧师失地的单纯防御，有了战略相持阶段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有了敌后游击战的百万国民党大军崩溃的崩溃，投降的投降，所剩无几的悲剧。如此的“民族主义”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在反复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杨协中有了醍醐灌顶通体舒泰的感受，他不仅由衷钦佩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更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折服在国民党军校，有人讲授过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一一万变中有不变，以不变应万変。如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比，学识深浅不言而喻。重要的是，杨协中从中发现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为“中国之命运”选择道路时，其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强调事物发展的静止状态，毛泽东强调事物发展的运动状态。
由此，有了维护与推翻旧制度的斗争。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后，再看中共领袖像，杨协中有了截然相反的感受:你看共产党领袖，那么高的地位，穿戴与普通人全无两样，人家没有私利可图，心里装的只有普天下的穷苦百姓。那么大的学问，却和蔼平实，全无高人一等以势压人的架子。越看越觉得可敬，越看越觉得可亲。
杨协中下决心要彻底革命，他把自己的戒指、手镯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献给革命”，自己只留下一个装着衣服和日常用品28斤重的小包包。在国民党军队，营长是一级很威风的官了，家当自然不少，他全不要了。革命，就是要铲除私有制，就是追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干革命，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是在反动派的军队里得到的，就更不能要了。上缴东西第二天，指导员陈田夫将其中一枚戒指交还杨协中:“这个戒指是你妈给的那只吧?你拿回去。妈妈给的，家里传下来的，革命队伍允许留下。”戒指在贴身衣袋里装了一个星期后又交了上去:“我杨协中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彻底革命。”后来杨协中参加了抗美授朝，在战场上被提升为第一四八师炮兵主任，由师长赵鹤亭、师参谋长吕兆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从部队转业回云南，离休前为云南省铁路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
杨协中离休后，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一次，当他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想知道。80万国军在徐蚌会战中之惨败原因
失败原因是作战计划泄密了
作战双方兵力差不多，没有取胜还是由于作战计划被泄露了，这是很严重的，被包围以后，就失败了。
豫湘桂战役，百万国军为什么会一溃千里
1937年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70万野战陆军，最终不敌约30万鬼子兵；1938年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李宗仁50多万大军差点被20多万日军包了饺子；同年的武汉会战，老蒋亲自指挥的110万大军，还是被不到30万日军击败，武汉沦陷。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动了史无前例的50万大军，只有对比一下才知道危险。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政府一方的称谓，日本人的战役代号是“一号作战”，被东京参谋本部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日军纠集了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侵华日军主力，还从关东军调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地面兵力达到了历次战役的峰值，仅就兵力对比而言，其实客观来说，百万国军也是必败之局。
日本人内部又称此次战役为“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也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因为太平洋战场的水上运输线已被美军基本封锁，位于越南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饿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补给渠道。而海军已经没有力量翻盘了，于是日本人无奈之下，认为陆军还能打打，所以选择了打通陆地交通线。
在这条准备打通的漫长的铁路线上，黄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岳阳附近新墙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岳的控制之下，第九战区长官部位于长沙。而广西（桂）当时更是抗战的大后方，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铁路线，而必须新增的攻取之地，现在明白“豫湘桂战役”的名字由来了吧？
所以豫湘桂战役的战场范围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豫中会战”，湖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长衡会战”，而广西段的战事则被称为“桂柳会战”，一次战役涵盖三场大型会战，规模可想而知。按理说，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国军最终失利，也不应该败得太惨，结果呢？除了方先觉守衡阳有一抹亮色外，余皆一败涂地。
（方先觉）
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新建了14个混成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及汽车1500辆，按照当时的中日战力比，没有个150万以上的军队应战，重庆一方都很难守住上述地区，但问题是，可以打败仗，却不应该败得如此之惨！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是老蒋都没有料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军队大失所望，间接催生了《雅尔塔密约》的签定和苏军后来出兵东北，其军事和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已经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国军，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呢？除了兵力上的对比之外，归结起来还有四大原因：
第一，国军高层的战略误判非常严重。
战争进入到1944年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近崩溃，上自老蒋下至各战区司令长官，都不认为日本人还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在日本人紧锣密鼓酝酿“一号作战”的1944年3月间，老蒋还跑到衡山呆了两周多，期间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研究任何日军可能发动攻势的议题，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队调整、换装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老蒋等人看来，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抗战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比如第一战区蒋鼎文，换掉卫立煌之后整整两年都没有进行认真备战，加之跟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内斗不止，所以黄河河防形同虚设，甚至连日军留在南岸的一个桥头堡（两个大队的兵力）都懒得清除，因此当日军于4月份发动突袭时，37天连丢38城，真的是一溃千里。包括之前表现还好的薛岳，也不太认为日军还敢再取长沙，第九战区的应战准备也比较差，遂有长沙的迅速沦陷。
“天炉战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横山勇第11军兵力充足，所以薛岳肯定要走麦城。
（汤恩伯）
第二，国军内部腐败和“等胜利”的思想非常严重。
从1939年以后，日军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级进攻行动，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都属于“短切突击”的扫荡式作战，也就是重创国军部队、破坏所到区域后，打了就跑。尤其是1942年以后，这种态势更加平常，所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入到深水区后，既然没有大仗可打，各战区部队驻防相对比较稳定，腐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每天研究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老蒋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张发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老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老蒋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老蒋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前里”来形容并不过分。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被称为“回光反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一声叹息。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空军，有空中优势，为什么仍然打败仗和三大战役国民党为什么会输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